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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確定中國的文明起源標準。這一標準必然建立在中國考古發現基礎上。其中，浙江餘杭良渚古城、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等發現，提供了重要線索。尤其是良渚古城，在30年的時間裏，考古人陸續發掘出高等級墓葬、祭壇、宮殿、水稻、城牆、大型水利工程等，一個距今五千年前後的發達聚落完整浮出水麵。

贝林厄姆（左二）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进球的“00后”。（视觉中国）

　　　　2002年春天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牽頭，聯合20個學科、400多位學者，對中華文明起源階段進行詳細研究。這項工程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陝西石峁和河南二裏頭四個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長江和遼河流域的中心性遺址為重點，得出了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大脈絡。探源研究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難以繞開：到底什麽是文明？

　　　　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看來，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實際情況與現代化普遍規律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找到的一條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既是路徑同時也是目標。

　　　　另有一件或許並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關於骨笛的命名，學界一直有不同聲音，主要來自於劉正國的堅持。笛在文獻中出現較晚，《詩經》《左傳》等先秦古籍有關音樂的記載中，涉及“笙、簫、龠、管、篪”等眾多古代管樂器，卻並沒有笛。漢代馬融在《長笛賦》中說，“笛生乎大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原所長黃翔鵬曾就賈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種觀點，他認為一個祖先有很多後代，不應以其中一種後裔之名給祖先定名。賈湖骨管是中國管樂器的祖製，不應該用晚出現的名稱為早出現的樂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種後代的名字，就以當下最自然、最簡單的命名，稱“笛”即可。就此中止了當時對賈湖樂器定名的討論。但劉正國認為，以笛來命名，顯然同樣難逃“以後裔之名為祖先定名”之嫌。

　　　　陶文昭表示，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現代化模式，現代化理論也是如此。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打破了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迷信，開辟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幾年前，在外打工的李英回到村子，承包了十幾畝的山地，種上了板栗、楊桃、桃子、楊梅、油茶等。為了“保山”，她在山上挖了口55米的井，是全村最深的。但到了8月底，這口井也逐漸不出水了，每天隻能抽上一個小時，更糟的是，果林的土壤出現了明顯的龜裂，“澆水隻能澆到表層”。